“催化式慈善”这个词是马克·克莱默在给《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09年. 文章指出，授予人在传统慈善事业中的作用通常仅限于向非营利组织开出支票，或者采取几乎不干涉的方式（除了履行管理赠款申请程序和赠款后后续程序的更多行政职责）。在这种传统模式下，授予人有效地将设计和实施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所有责任委托给非营利组织。

克莱默将传统慈善事业描述为无效的，并提供以下统计数据来支持这一点：

从1980年到2005年，美国每年以固定美元进行的慈善捐赠增长了255%，非营利组织的数量翻了一番多，达到130万个。今天，美国的人均捐赠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三倍。然而，在同一个25年期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0个成员国中，美国在卫生、教育和经济机会等基本指标上从第二位下降到第12位。

克莱默指出了造成这种差异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绝大多数非营利组织资金不足（2009年90%的非营利组织的年度预算低于50万美元），缺乏与其他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几乎没有影响力影响政府，缺乏足够的规模来实现国家影响力。

催化Philanthropy-The细节

为了使慈善事业更有效、更有影响力，克雷默提出了“催化慈善”的理念，要求资助者跳出思维定势，成为他们资助的非营利组织的强有力的导师、领导者和教育者。特别是，“催化慈善”建议通过使用所有可获得的非金钱资源来实现改变——以可能比他们的金钱更有效的方式创造结果。

设保人工具箱中非货币项目的一些示例包括：

• 知识和经验：许多非营利组织正在学习、成长，有时甚至淹没在初创阶段（甚至是初创后阶段！）。设保人可以提供自己独特的高水平专业知识，以及他们的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的专业知识，从法律合规、商业建议、预算指导、投资工具、营销理念、筹资指导等方面提供帮助。

• 网络和连接:委托人可以介绍非营利组织一个品味的人可以帮助他们学习和成长更快,包括其他委托人,其他运筹帷幄于社区,希望志愿者,或者只是介绍值得信赖的和有信誉的业务顾问,将最适合他们的组织的需求。

• 提倡授予人通常有很好的人脉，可以直接代表一项事业或社区进行宣传，吸引公众对某一问题的关注，影响政府等。

• 时间，努力，在董事会的席位授予人可以深入参与非营利组织的指导工作，通过长时间的电话、指导、实地工作、服务于委员会，甚至是担任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为如何更好地利用这笔资金提供建议。

当使用这些工具时，有四种主要的实践需要考虑：

1.为实现结果负责

这种做法要求资助者通过深入了解手头的问题，积极招募合作者，甚至创建一个新的非营利组织来进一步推动这项事业，从而直接参与进来。这种方法不是依靠非营利组织来提出解决方案，而是鼓励资助者利用自己的技能、关系和资源(如上面提到的那些)来提出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想法。

2.发动变革运动

有时问题并不在于不知道问题的解决方案。有时候解决办法很明确，例如:我们需要更多受过教育的老师，我们需要孩子们了解药物滥用的后果，我们需要为青少年提供节育措施，等等。然而，即使理解了这些解决方案，不协调的行动、繁文缛节、资源不足和激励冲突可能会阻碍实现变革。催化式慈善意味着合作努力、建立联盟和网络，以及非营利组织相互学习和共享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设保人的角色将是，以其独特的影响力和权力地位，帮助协调这些努力，进行介绍和提高认识。

3.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

这就要求授权人利用一切可用的资源，例如利用其世界级公司团队的成员来扩大非营利营销大师、投资顾问、技术专家等的努力。其他建议的工具包括宣传、诉讼和必要时的游说，以推动一项事业。

4.创造可操作的知识

这种做法要求授予者收集自己的知识和对问题的理解（通常通过收集数据），以告知自己，并以情感和鼓舞人心的方式激励他人，而不是简单地依靠补助金申请来了解非营利组织正在处理的社会问题。例如，一位授予人收集并向政府提供了数据，表明向贫困学龄前儿童提供公立学校将为经济带来5110亿美元的净效益，从而推动政府一级的变革。Kramer提供的另一个例子是，授权人通过创建一家拍摄电影的公司来创建一个社会行动活动难以忽视的真相，这是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纪录片之一，直接导致超过10.6万吨的二氧化碳抵消，并向国会提出了四项有关气候变化的法案。

将货币资助与上述非货币工具和实践的四大指导性支柱相结合，可以帮助非营利组织快速增长，带来更多的资金，变得更有教育、更有效率、更有联系、更繁荣和更精明——允许非营利组织和设保人支票的影响以指数级的方式走得更远。

催化慈善的问题

授予人如此积极地参与其社区和/或事业的想法非常有趣，也许能够引起一些真正的、催化性的变化。但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克莱默实际上是在要求授予人在非营利组织中担任主要领导角色，并赋予其财富500强公司的资源，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考虑一些因素：

首先，授予人可能没有时间、愿望或有价值的非金钱资源向部分或全部授予人作出贡献。此外，虽然一些非营利组织可以从赞助人的指导中受益，但许多非营利组织在他们的领域受过高等教育和知识渊博。在决定如何最好地使用赠款资金方面，授予人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可能远不如受赠人，授予人的额外参与可能会被认为是侵入性的、不受欢迎的，是霸权文化的另一个方面。

最后，当捐助者直接影响其受赠者时，决定何种捐款和干预形式(如果有的话)是最适当的，是有细微差别的。然而，对于那些仅仅是写支票的授权人来说，他们应该在获得授权人的同意和投入后，仔细考虑如何提供额外的支持和/或以补充的方式推进他们的共同目标——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催化变化。